大学生短期支教如何避免深层次“尴尬”

“我怕我没有机会，跟你说一声再见，因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……”

7月15日的晚上，在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北闸镇塘房村上，这个西南边陲的小村落已陷入一片寂静，然而黑暗中，塘房小学操场上的孩子们，却不停地在抹眼泪。

在平常的时间里，孩子们本应在家中帮忙干活或者温习功课，然而今天他们却聚集在这个没有灯光的操场上，迟迟不肯离去。因为，今天晚上浙江传媒学院国际文化传播学院支教队员们就要离开了。

从早上开始，学生们就忙活不停，从家里摘了新鲜的桃子、苹果带来送给老师，中午吃过饭之后也立即赶回学校，好像老师会突然不见了一样。

忽然间，一束强光从远处照射过来，一个孩子带着哭腔说：“老师，车来了。”

拎着学生送的6大袋折纸、信和花环，还有自身的行李，领队黄少芬坐上了返程的车，和相处了七天的孩子说再见。

每一年，像这样的情景会在全国各地较为贫困的乡村学校中上演。大学生支教团带着欢笑而来，带着泪水离开。

但与长期支教因对乡村教育的有力推动、反响一直良好相比，随着短期支教活动在各地的不断推进，在为乡村孩子们带来几多欢乐和成长正能量的大背景下，这种模式客观上打乱正常教学秩序、成效并不持久、影响学生心理、偏向功利主义等问题也开始逐渐显现。

校长——天天默念“千万别出事”

7月7日凌晨3点，在床上躺了许久的李世权还是难以入眠，辗转反侧之后终于听到电话响了起来，他一个激灵坐起来，简单地应答了几句，便挂了电话，匆匆穿好衣服，拿上钥匙，点燃了家门口大巴的发动机。40分钟后，他出现在昭通火车站的门口。他如此匆忙紧张的夜行，只为迎接远道而来的“客人们”——来自浙江某学院的支教学生。

这是这个支教队第二次来到塘房小学，而在此之前，这位在校任职15年的校长曾接到过不下5支队伍的支教申请，但都被他一一拒绝了。“之前的申请都是在暑假，孩子们都放假了，要做支教就要把他们召集回来。”难以确保的安全问题让李世权一直没有接受支教团队。

而之所以答应这个学校的支教队，李世权坦言是因为禁不住前任领队许成龙的软磨硬泡：每天三五条短信“轰炸”，电话里也一直保证支教队成员都购买了保险，安全问题可以得到保障。拗不过许成龙的执着，李世权到浙江和他们做了正面沟通，最终做出了“未放假可操作”的让步，让他们在学期末到校进行支教。

合作虽然敲定了，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麻烦事等着李世权。由于没有经过上级的审批和备案，支教中经费支出、学生的食宿安排等都需要他自己来想办法解决。这让他感到有些为难。

学校没有住宿的地方，李世权就把老师们午休的两间屋子腾了出来，除了一张正规的高低床外，其他的床都是用学校的木板和烂桌子拼凑起来的，被褥也是直接从老师那里借来的。

平日里，学校只有在中午才开伙，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，但为了给支教队提供一日三餐，李世权不得不请做饭师傅加班加点。早晨6点到校准备早饭，晚上6点做完晚饭才能离开。在食谱规划上，他也尽力保证“顿顿都有肉，还是瘦肉”。

除此之外，他还和后勤主任购置了一批洗漱用具，在支教队的宿舍里安装了这个学校的第二、三盏灯，担心晚上学生们上厕所不方便，他还特意准备了两把手电。

生活起居安排妥当后，绷在李世权心中最紧的那根弦便是安全问题。“千万别出事儿”是他这几天一直在心中默念的话。为此，他每晚都会给学生打电话联系。没日没夜地将精力和时间放在学校里，李世权遭到了老婆的连连抱怨：“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关心。”

志愿者——我再也不会参加类似的短期支教

展示支教情景，讲述支教流程、生活状况，制定支教策划书……作为支教团队长，北京某学院的李科一会在每一期支教团队出发前给队员做培训。尽管打好各种“预防针”，但新队员去之后还是会遇到各种意料之外的问题。

“第三批买错了汽车票了，晚上9点了才到达目的地。”李科一说，“还好队员们能及时调整，就是他们辛苦了一点。”

无独有偶，在李世权眼中，大学生本身就是一群孩子，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差，加之没有老师的带队，更容易出现问题。他就遇到过，有的支教学生在来的火车上丢了手机。

在他看来，学校对于学生的培训并不太够。

在被问及支教存在的问题时，一位有过短期支教经历的毕业生冯惠（化名）连连摇头，“问题太多了！”在她看来，支教队对于成员的选定门槛太低了。学生是否适合支教？支教需要具备哪些资格？能否做好支教工作？这一系列问题都被忽视掉了。

冯惠坦言：“其实问题从前期准备阶段就开始了，反正我对支教挺失望的，再也不会参加类似的短期支教了。”

支教队员很难保证都是师范类，对于教材教案的理解和运用缺乏专业知识；准备阶段缺少有效的沟通交流，队员的团队意识不强；各团队与支教地没有形成系统对接模式，以至于问题频发；缺乏支教归来后的经验交流总结，导致前期总结的经验、出现的问题都不能够及时有效传达给下一期……

对此，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万鹏表示，“光有热情和知识理论还不够，一定要通过培训才能让支教真正实现价值。”

他认为，作为支教者，大学生团队首先要对当地教育现状有足够了解，对孩子的心理、生理发展情况有一定了解，然后储备足够的教育学、心理学知识，最后在实践中要关注和孩子的交往。

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林丹华老师也指出，大学生在支教前要经过一定的“发展心理学”培训，明确支教对象中各年龄段孩子们的心理特征，了解留守儿童最需要什么。在支教过程中，我们应转变视角，正常看待他们，而不是单纯地将其当做弱势群体来对待，不要一厢情愿给予。

除了培训之外，还要让支教更加纯粹一些。有的大学生在支教的过程中，并没有把心思放在支教上，而是到处托关系找媒体进行报道。还有很多学生积极报名支教活动，但在实际过程中却不专注，甚至是进行观光式的支教。

“实际上这是一种资源浪费。”参加过多次支教的李科一直言。

孩子——喜欢但不需要“一次性”老师

回程的路上，支教队员黄少芬收到了男孩李天猛发来的QQ消息：“姐，送给你，苹果路上饿了吃，不许哭，要乖哦。”文字下面是23朵玫瑰花加上14个苹果的表情。这个黄少芬口中的暖男，却是学校老师眼中的“熊孩子”。

曾经有一次，因为在课堂上不读书，李天猛和身为班主任的舅舅发生了正面冲突，一言不合，他直接将书包从教室里扔到了楼下。

然而，在支教队到来后，这个处在青春期的小男生收起了叛逆，每次课都会认真听讲。手工课上，在没有任何指导的前提下，他在5分钟之内用扑克牌做了一个小纸篓，并送给老师留作纪念。由于宿舍在三楼，支教团的女孩子每天打水都略有不便，每当这时，他就会主动站出来，接过姐姐们手中的水壶，说：“女孩子怎么能做这些事呢，这些让我来就好了。”

临别那天，李天猛是哭的最凶的孩子之一。

和李天猛一样不舍得支教队离开的，还有山西省忻州市静乐县下马城村小学的孩子们。

2012年，山西大学的范小康参加了学校的研究生支教团，在下马城村小学教书的一年里，他兼任六年级语文、英语、科学社会等多门课的老师。由于本地老师和范小康的教学方法出入很大，在他离开之后，很多学生感到学习上难以适应，并坦言不太喜欢以前老师的教学方式，很想念他。

“我在与孩子告别的时候承诺一定会回来看他们的，可是由于学习太忙，已经过去两年了，还没有回去看他们，我也感到非常不好意思。”范小康说。

面对学生存在的心理落差问题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郑伦老师认为，把握好和孩子们相处的分寸很重要，“千万不要轻易承诺，若承诺了就一定要兑现。孩子们在与支教队员相处的过程中很容易产生天然的好感和信任，面对短暂快乐相聚之后的别离他们难免失落，这个时候支教队员如果不兑现承诺，孩子们的失落感会更大，严重的甚至会产生轻微抑郁。”

除了情感因素外，本地师资力量匮乏，城乡教育差距严重是另一造成乡村孩子产生心理落差的根本原因。

在塘房小学的课表上，语、数、英、音、体、美交叉出现，学校里投影仪、钢琴、画板也一应俱全。然而在学生的课桌上，能看到的也只有语文书和数学书。“除了这两门，其他的课开不了。”校长李世权对此直言不讳。

近年来，受到社会各界的资助，塘房小学的硬件条件得到了良好的改善，但教学软实力却一直没能跟上，音体美等素质课老师成为稀缺人才。

“要是碰到一个音乐老师下来，各个校长因为抢人，都能打起来。”农村教育资源的缺乏，让当地孩子在适应大学生新颖的教学方式后，很难再接受当地教育的现状。

在采访的过程中，有的小学校长就向记者抱怨，农村学校并不缺少现代化的设备，但是我们缺少使用现代化设备的老师。

从这一点来说，大学生短期支教无异于隔靴搔痒，难以改变农村缺少老师的现状。

短期支教——如何实现多赢

打乱正常教学秩序、成效并不持久、影响学生心理、偏向功利主义……面对短期支教存在的诸多问题，雷万鹏认为要高度警惕，但不能一棒子打死。大学生支教是个好事情，不仅能让大学生自身提高对农村教育和中国社会的理解，还能给留守儿童带来关爱，帮助他们“开眼看世界”。而后者也是李世权最看重的。

在塘房村，95%学生的父母都在外打工，许多学生有时只能在春节前后见一次父母。看着每年家里人从外面带回来的新鲜的小玩意儿，哥哥姐姐们穿的“光鲜亮丽”，一些孩子萌生了“读书无用”的想法，在初中上了一两个月后便跑回来，说想要到城市里去打工。

基于此，李世权希望支教队能够“带给孩子们更大的视野，培养他们的理想，让他们成为真正丰富的人”。而现实也让他足够满意。

“我想当一名中国海军，保护中国人民和老师。”“我想做一个和你们一样的大学生，做一个有梦想和乐于助人的人，让人们过上幸福的日子，因此我要奋斗。”“长大以后去大千世界，玩遍中国，在外面找到好工作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”支教队走后，塘房小学教室的心愿墙上贴满了孩子们的梦想。

同时，为了让支教形成一个持续的效果，浙江这家学院的学生支教队和塘房小学签署了一份“五年计划”的协议，试图通过建立长久的战略合作关系，拉长支教战线，进行定点对口的支教活动。

和黄少芬团队一样，山西大学的范小康也曾为为此作出努力。

支教期间，范小康曾尝试着做一个“一对一帮扶”的工作，即将城市家庭和农村家庭联系起来，做专项的帮扶，每个月固定资助一两百元，并进行相应的情感联系。通过做中介，搭桥梁的方式，他将短期的支教竭尽所能转化为长效机制。

在他看来，支教最重要的不是时间长短，而是要能够行之有效地延续下去。支教团队应该做一个中介，把农村问题带出来，把城市资源带进去，通过动用广大的社会力量，共同解决农村教育存在的各种问题。

范小康的做法，得到了雷万鹏的认同。他指出，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，短期支教和农村教育目前所面临的问题，不是单方面和个人能够解决的，还需要和当地教育部门建立联系，将教育、财政、公安、妇联等社会部门联合起来，并和社会工作者、学术团体、机构等一起形成合力，以“本地+外地”的联动模式推动问题的解决。

有的高校团委老师建议，学校对于支教应该做长期的战略规划，有针对性地进行定点对口的支教，减少盲目行动。问题也随之而来，一些高校的团委担心本校的大学生外出参加支教出现安全问题，老师们为了“躲避”责任，就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，直接导致一些高校大学生支教“无序化”的现状。